映象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每100个人中就有接近5个人患病。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病”，但目前对于抑郁症的认知和治疗仍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而这一疾病带来的负担更是令患者不堪重负。有精神卫生专家呼吁，将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门诊治疗纳入医保。

　　100个人中有近5人抑郁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4.2%，而全人群患病率约为4.4%。在广东地区，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以深圳为例，有数据显示，抑郁症发病率达到7.7%。

　　“这与经济发达地区竞争激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造成的压力有关。”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深圳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教授指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医学界认为，长期处于压力、不快情绪、应激状态下，会导致人体内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造成神经细胞损伤、神经信号传递系统功能减弱等，从而导致抑郁症的发作。

　　在中国，抑郁症在疾病负担中排名第二，但目前仍未得到相应重视。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教授指出，部分抑郁症患者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别人照顾，虽然死亡率与其他疾病相比并不高，但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比疾病治疗本身负担更加巨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教授指出，究其原因，抑郁症发病的年龄高峰为20-60岁左右，这一年龄段的患者多为职业人群。卫生经济学的分析显示，抑郁症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主要源于职业功能的损害。对于职业人群而言，抑郁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生产率下降、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影响对社会的贡献。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剧，在中国，职业人群逐步成为抑郁症发病的重灾区。

　　有统计显示，在中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勤、医疗开支以及其它费用在494亿人民币左右。

　　患者和医生治疗目标有偏差

　　虽然已经是常见病，但抑郁症的识别率、诊断率、治疗缓解率仍然低下。

　　贾福军教授介绍，仅有约两成抑郁症患者被干预，不到10%的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会接受抗抑郁治疗或服用药物。延迟就诊、擅自停药、因病耻感不愿看专科医生等不规范治疗现象比比皆是。

　　而患者和医生对于抑郁症治疗目标方面也存在偏差。一项针对514例抑郁症患者的问卷调查显示：患者希望在症状、功能和生命质量上痊愈；而符合治愈标准的抑郁症患者中，近50%患者感觉自己仍没有痊愈。

　　抑郁症状改善并不意味着认知症状也会出现类似的改善。贾福军教授指出，很多人只关注到抑郁症带来的情绪问题，如兴趣缺失、情绪低落等等，但抑郁症还会带来认知功能下降，如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信息整合加工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下降等等。

　　不少抑郁患者抗拒接受药物治疗，很大原因与药物带来的副作用相关。刘铁榜教授介绍，30年前的抑郁症治疗药物，会带来便秘、口干、视物模糊、睡眠过多等副作用。这是因为传统的治疗药物以增强神经信号传递来改善情绪，但由于作用机制很广泛，副作用也会较多。“目前已经出现更为纯化的精神类药物，如2017年11月刚获得CFDA批准在国内上市的氢溴酸伏硫西汀片，专门作用于与抑郁症症状相关的传导系统，副作用大为减轻，对于改善认知功能也很有效。”

　　专家吐槽一半精神病床“被浪费”

　　一方面是抑郁症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抑郁症病人的治疗率低下。专家指出，这与精神类药物的医保政策有一定关系。

　　贾福军教授告诉记者，以抑郁症为例，由于目前门诊病人无法享受医保报销，只有住院病人才能报销，也导致一部分住院病人在急性期治疗后“出不了院”，“其实急性期恢复后的精神病人一直住院，与外界环境隔离，反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在贾福军教授看来，广州至少有一半的精神病人“不该继续住院”。

　　刘铁榜教授指出，以广深的数据来看，深圳之前只有600张精神病人住院床位，刚刚升为800张，而广州去年的这一数字达到6100张，但仍然一床难求。“两个城市人口总量相差无几，区别在于两地医保政策不同。”据介绍，广州住院精神病人采用按天计费的医保报销模式，而深圳采用的是按次计费模式。“两种计费模式各有优劣，对于急性期发作的病人来说，按次计费可以加快床位周转，而对于无家可归的、难治型的精神病人，则更适合按天计费模式。”据悉，北京的住院精神病人医保报销也采用“按天计费”，但与广州一天200元的报销标准，北京采用的是住院首月报销700多元/天；次月600多元/天，依次递减模式。

　　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国家精神卫生计划，设定了将目前抑郁症治疗率提高50%的目标。王刚教授也指出，目前抑郁症的治疗率仍然显著低于其他慢性疾病。在药品的可及性和费用报销方面仍然存在缺口。中国的许多抗抑郁症药物目前仍仅在住院时才可报销。“为了确保应对抑郁症负担所需的基础设施能够完备，还需要在精神卫生领域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记者 严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