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11岁的儿子乐乐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他淡定地说了句，“我走了”。我憋着一肚子气，回了句，“好”。
乐乐出走的原因是，我们想让他转回国内上学，申请的学校需要他填写一张表格，而他不同意回国上学。我解释道：“因为爸爸回国工作了，我们都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乐乐不依不饶：“可是我就不回去。为什么爸爸不能在加拿大找工作呢?或者他可以回来看我们啊……”
那天我试图压制内心的火，压低声音说：“如果你今天不填这张表，那就不要吃饭了。”于是，乐乐正义凛然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书包离家出走了。
我一直希望创建一种民主式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更希望培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可结果是——他的主见总是和我们的相反。从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到饮食习惯，甚至穿什么衣服，没有一样会听我们的。以至于生活中的每天都在因为一件件可大可小的事情展开辩论。
不得不说，这几年的民主教育，让我们把乐乐培养成了一个不卑不亢，可以跟你温柔但坚定不执行你要求的孩子，常常能把我气得憋出内伤。
记得当年幼升小的时候，我带着乐乐报考了七八所民办学校，只有一所最后因为入选学生放弃了我们才得以从候选名单中被捞出来。面对上海惨烈的竞争，我以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上学，一切就都解决了。可是来了之后，我发现乐乐与国内朋友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我比从前更焦虑了。
8年前，我以为工作是我焦虑的主要原因，于是我离开高强度的工作逃到美国;4年前，我以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我对乐乐焦虑的主要原因，于是我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一路拖着乐乐到处迁徙，如今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卸下我的焦虑。
那天从朋友家把乐乐接回家，我终于没忍住打了他，乐乐居然一边带着眼泪一边笑。乐乐爸知道后马上拨来视频和儿子谈了很久。
不出意外的是，乐乐总是比我调整得快且好。和爸爸视频完，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地和我说话。问我：“妈妈，你的内心强大吗?”我非常诚实地回答：“妈妈一点儿也不强大。对不起，乐乐，妈妈不该打你。”乐乐原谅了我，用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相信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做是一次大事件。也许他在实践我们教他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在生气的时候暂时离开那个环境，也许他只是想出去找朋友玩一会儿……但是我终于理解了那个因为和妈妈吵架愤而跳下南浦大桥的男孩。我真的害怕乐乐即将到来的青春叛逆期。
乐乐出生时，我对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健康和快乐。可是他慢慢地长大，我对他的期望也慢慢地长大，我的失望和焦虑也在慢慢地长大。
我自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却接受不了乐乐是个普通的孩子。我把他带到加拿大接受快乐教育，然后又给他报这样那样的课外班，把所有空余时间都填满。我把所有的焦虑都投射在他的身上，还不允许他有所抱怨。
离家出走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发现自己的焦虑原来一直都在那儿。梳理这件事让我有机会审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内心对孩子说一声抱歉。(王薇)
